一般来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总之，在时间意义的维度上，法律规范的功能在于：至少在期望的层面上，人们尝试针对尚属未知的、纯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调整。国内学者的讨论，参见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77页。

所以，在国家治理中，法律需要能从转型社会的社会生活中抽出那些以多种方式被问题化、被凸显出来的期望，并对其意义表达进行抽象，分辨、选择和确立其中的期望结构，发挥稳定期望的功能。它们作为各种象征，表现了那些不可见的、也无法可见的事物(这里指的其实就是未来)。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有学者洞察到中国社会即将经历的变迁，就是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法律实施应当注重保障法律功能的发挥，使规范投射得到稳定，而不是任意某人(包括公权力的持有者)，基于任意主观的规范确信，运用任意问题解决机制，都可以主张自己期待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法治社会，如果人们想实现一个确定的未来，最简便、最理性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律中如果—那么，即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条件程式，对当下的行为提供指引。

通过法律解决冲突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当冲突方对其关系的持续非常重视，就会对冲突的司法化心存迟疑。儿女会长大成人，独立生活。这种数量单位主要有匹尺日宿匹头里斤事条等。

(余条驿驴准此)本罪就需要同时满足乘驿马赍私物这一定性要素和一斤及以上这一定量要素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缺一不可。(3)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余条取受及相犯，准此。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其中每一项内容即称为一事。

其受田多者，各准此法为罪。⑤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页。

这里的一人，也不是犯罪构成中的定量要件，而是量刑中的定量要求。)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数学的确定性或工具性是举世公认的，任何科学都比不上数学的确实性。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

(2)不得加至于死，无论何种情况，没有规定死刑的条文，最高的量刑极限为流三千里。但尚未有学者对《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进行研究。然而，这些犯罪与危及皇权、政权、封建伦理纲常的犯罪自然不能等同，属于唐王朝打击的轻罪。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比如《户婚》第163条的卖口分田、第164条的占田过限和第165条的盗耕种公私田等，作为定性要素卖口分田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等行为，与作为定量要素的一亩十亩二十亩之间相互关联，成为犯罪成立判断与量刑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过百日不送者，减私有罪二等。

若放十五人，一日亦合绞。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有机结合起来，这需要立法上的制度保障，即需要立法以客观的、精确的立法技术把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架设起来。

在犯罪圈划定中，各国立法者经常会遭遇定性抑或定量的重大分歧，单纯定性就是犯罪圈的扩大，意味着刑法干预范围较宽。如此严谨、高超的量刑立法技术，旨在为审判官在量刑幅度内依律量刑提供一个可以计算最终量刑结果的程式。本罪的成立即要求得阑遗物不送官这一定性要件和满五日这一定量要件。(一)犯罪构成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唐律》所规定的犯罪应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得以成立，这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是由犯罪构成来体现的。即代到而不放者，减一等。官吏不尽职守或违法犯罪行为的结果，都计事的多少为刑罚轻重选择的重要依据。

如要构成本罪，不仅需要占田过限这一定性的条件，而且需要一亩及以上这一定量的要求。刑事案件的处理不仅是犯罪构成问题，而且是量刑制度问题，无论是定罪抑或量刑，审判官要解决的都不只是定性问题，而且涉及定量的学问。

这就基本上明确了日与人这两种定量要素之间的等量折算，可谓技高一筹。(二)量刑制度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作为前提，《唐律》条文结构与中国现行刑法明显不同，前者是罪状、法定刑、量刑制度三位一体，且量刑制度系律文结构的主要内容。

比如，《户婚》第165条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就两者关系而言，罪质固然必不可少，但罪量也是关于犯罪危害性的评价依据，是区分罪与非罪、公正量刑的重要条件。

按照现行的刑法学通说，犯罪有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和结果犯四种④。本条律文并没有在量刑制度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但却以疏议明确了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尽管本条对在官无故亡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一日，但是随着日期的递增，本罪的量刑结果也由最初的笞五十，而向笞六十笞七十……杖一百等增加。就定罪而言，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乃是基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而能够表现这种危害程度的要素就包括可以用性质来区分的危害行为及用数量来衡量的危害结果、危害对象等，而重罪与轻罪之间的界限何以划分开来，更是建立在不同犯罪的数量关系之上的。

数额大小不同，量刑结果自然就有差异，因此，这类犯罪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以表示财产数额大小的匹尺等来架设。(不觉脱漏增减，无文簿者，官长为首。

再比如，《杂律》第389条规定：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公式(二)：只以律文明确本罪量刑的起点刑(以符号A表示)和量刑的计算方法(以符号B表示)，至于审判官判刑的最高期限(以符号C表示)不作规定，而是依《名例》规定的一般量刑原则处理。

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可以肯定，递增公式和数学思维虽然在当代看来，显得过于机械，严重抹杀了法官实现个案正义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封建时代，这却是通过立法技术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制度保障。

以量刑为例，《唐律》采用了多样化的数学思维与立法技术，明确规定刑罚的起点、刑罚递增的参考要素、计算方法及其幅度以及递增的最高限度。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定性基础上，把定量立法技术运用到刑法规范建构中，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强力的规范依据，司法公正才能有所保障。

这一立法技术不仅有利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大小，而且还是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制度保障，意义十分重大。)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

以下引文凡出自《唐律疏议》者，均在正文行文中列出篇条名称，不再出注。(12)参见吴巡龙《美国的量刑公式化》，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2年第85期。

若脱漏增减并在一县者，得以诸县通之。也就是说，《唐律》条文结构的特色在于详细规定具体个罪中的量刑事实及量刑方法，从而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指南。